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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如平 李建民:当前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应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


  普通高中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承担着拔尖创新人才“蓄水池”的基础功能。近一二十年来,普通高中教育取得长足发展与进步,但与其他教育领域相比,随着高中阶段教育的全面普及和普通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任务的明确,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中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应予以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普通高中教育定位亟需再审视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则对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然而,当前普通高中教育定位模糊,已成为制约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厘清普通高中教育定位需要考虑三方面因素。

  首先,普通高中教育定位受历史思维的惯性作用影响。高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段,是由1922年学制(又称壬戌学制)正式确立的。壬戌学制规定,中学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和农、工、商、师范、家事等职业科,这奠定了我国中等教育兼顾升学和就业双重任务的基础。随着我国学制体系的逐步完善,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区分日渐分明。1995年全国普通高中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两个侧重”工作重点,即有侧重地对学生实施升学预备教育或就业预备教育,推动“双重任务”进一步落实。进入21世纪,国内学术界围绕普通高中教育性质与定位展开了激烈讨论,出现的“大学预科”论、“基础教育”说、“基础+选择”定位说等,实际上是对“双重任务”的强化或突破。

  其次,普通高中教育本身具有复杂性。普通高中定位的参照系源自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相应的性质、功能与任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普通高中的纵向地位是明晰的,即衔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承上启下的一个学段;而横向上,对普通高中性质的不同认识引发了对其定位问题的争论。普通高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最高阶段具有独特性和内在价值,既不是义务教育的简单延伸,也不是单纯的大学预科教育。正是由于对这种独特性缺乏深刻认识,使得普通高中教育的外在的工具性价值(升学准备、职业准备等)被过分强调,造成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中的种种乱象。

  第三,普通高中教育定位应体现时代性。普通高中教育定位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处理“育人”“升学”与“就业”三大任务之间的关系。《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指出,“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其任务是“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做准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这一表述更把普通高中的定位嵌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路之中,突出强调普通高中的“育人”功能,并将“育人”作为“适应社会生活、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的基础,区分了普通高中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双重任务”说带来的困扰。进入新时代,“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的发展任务要求普通高中教育定位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体现出时代的新要求。

  新时代普通高中教育定位需要再审视,应在细化“育人”功能的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社会生活、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三者之间关系及其与“育人”之间的关系。普通高中教育的属性由其所开展的教育活动本质所决定,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这是社会本位教育价值观的映射,是普通高中系统外要求内化的结果。普通高中教育存在的首要意义在于为每个鲜活的个体提供了探寻在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机会、土壤和环境,是人的发展的阶段性需求所要求的教育,也是终身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对人的综合素质培养上与中等职业教育具有一致性,而在促进发展的路径和方式上有所区别。这其中既包含“成人”的维度,也应包含“成才”、“成功”的维度,其定位上应予以充分考虑。社会生活、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被视为普通高中教育的三项基本任务,共同指向学生的终身发展。这种提法实际上也存在逻辑谬误,三者概念层次不对等、概念边界不明晰,社会生活概念层次相对更高更笼统,甚至可以囊括后两者,即使将三者理解为同一层次的概念,三者相互之间的界限不清晰,指向也不明确。总的来说,普通高中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可划分为三类的任务群,即内在核心任务(即立德树人)、内在基本任务(人才培养、文化传承、服务社区、提升素质等)、外在任务(升学准备、职业准备等),在普通高中教育定位表述中应有所考虑并加以明晰和细化。

  二、普通高中服务范围需要规范管理

  按照《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号)规定,学校网点布局应综合考虑学龄人口情况、交通、环境等因素,要符合“就近走读入学”、“较好的规模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原则。然而,在普通高中实际办学过程中,这些原则性要求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普通高中“三限”政策等相互叠加作用下,出现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提前招生等办学行为,催生出“衡中现象”等。这些现象本质上是普通高中教育管理漏洞的折射,即在多类政策和多方主体的“共谋”下,普通高中学校服务范围缺乏实质性规制,成为普通高中教育管理中的“金三角”,扰乱普通高中教育原有相对有序的生态格局。乡村高中、县域高中在“割韭菜”式的普通高中招生体制下日渐被“掏空”,陷入发展困境。

  目前,普通高中教育管理体制框架是参考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来落实,没有在具体文件中获得专门的标题或段落来加以阐述,在制度源头上缺乏强有力的政策依据。由此带来普通高中管理政策不明、管理重心过低、责任主体划分不清等问题。在普通高中服务范围划定问题上,各地基本采取依照普通高中管理主体层级划定服务范围的做法,原则上省属学校服务全省、市属学校服务全市、区县属学校服务区县。然而,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部分地区对普通高中服务范围的管理表现出缺位或错位,有管理要求而实际不落实或假落实,或者普通高中服务范围问题尚未真正纳入教育管理范畴。

  解决普通高中服务范围问题应着重理顺和完善普通高中教育管理体制。一是建立“省市统筹、市域负责、以县为主”的普通高中教育管理体制,加大省市两级统筹力度,强化普通高中市域管理,设区市统一管理市辖区普通高中,县市负责本地普通高中,加大市级财政对县市高中的支持力度。二是明确普通高中服务范围管理的依据和原则,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学校服务范围、规模和布局,避免跨区招生、超计划招生、公民办混合招生等违规行为。三是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对于超出服务范围招生的高中学校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

  三、多样化特色化发展需要强化制度性支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要求后,“多样化、特色化”成为普通高中发展的明确方向和要求。尽管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上对于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问题的认识较为明确,但在管理和实践过程中浮于表面,理念上倡导而实践中架空,在根本上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性支持。

  多样化发展的提出要求普通高中进一步提升特色化水平,但多样化并不完全等同于特色化,多样化表现为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培养目标等外延层面的要求,也为特色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特色化指向普通高中内涵发展,是学校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的概念,它以基本质量保障为基线,以普通高中多样化为必然结果,本质上是对学生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是新时代提升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当前整齐划一的管理体制和评价方式束缚了普通高中办学活力,阻碍了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的充分展开。一方面,现有教育管理体制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普通高中之间缺乏清晰的权利义务界限,在普通高中的办学体制、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校长聘任、经费使用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主导权,普通高中自主权有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在管理过程中存在重权轻责、重分数轻过程的倾向,直接导致其对普通高中评价标准的实质性窄化甚至单一化,忽视培养过程中分数以外的特色教育、特长教育等,严重制约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的积极性,同质化发展现象越来越明显。

  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需要有效的制度性支持。一是在普通高中教育定位和培养目标上充分重视特色化发展,将其纳入普通高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均衡的重要途径来理解,赋予特色化发展更高的政策地位。二是在借力教育评价改革,将学校特色教育纳入对普通高中学校评价指标体系,将学生体育和艺术类特长发展纳入毕业要求,并探索艺术特长纳入中高考等机制,形成撬动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硬杠杆”。三是做好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专业支持和监测,避免低质量特色化或借特色之名行应试、哄抢生源之实。

  随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艺术特长招生形成了“专业课+文化课”招考模式,录取要求中对考生文化课分数要求相对较低。这使得艺考被视为升学的“终南捷径”,推高社会艺考培训热的同时,也刺激部分普通高中通过创设声乐班、绘画班等走特色发展之路,满足日益增长艺考需求。这种做法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在具体办学过程中要注意质量提升这个主线,不能把艺术班、特色学校办成是基础薄弱学生和学校的代名词,进而间接推高校外的“艺考培训热”甚者被校外艺考培训机构“绑架”。各地政府在为普通高中提供制度性支持的同时,也应加强专业性引导和监测。要处理好校外艺术培训与校内艺术教育的关系。既不能简单否定社会艺考培训,也不能让普通高中学校大包大揽,要在服务艺术类考生的问题上划清普通高中学校与社会培训机构之间的界限,构建合理、多赢的合作机制。

  四、民办高中与公办高中应统筹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后民办高中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中教育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高中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民办高中的发展打破了公办高中一统天下的局面,激发了教育结构的活力。然而,在实际办学过程中,民办高中与公办高中缺乏积极有效的合作沟通机制,使得高中阶段公民办教育失调,民办高中作为各种力量“寻租”场域的工具化倾向明显。

  民办高中办学定位模糊,使得公办、民办高中关系微妙。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高中作为民办教育的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同时作为普通高中的一类也是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这就使得民办高中具备基础教育的特征。

  “民办高中”这一类别具体包含多种办学形式,既有公参民高中、民办公助高中、纯民办高中,也有面向出国留学的民办国际高中等。这种复杂状况直接反映出民办高中定位和管理上的混乱。对照民办高中办学实际,各地对民办高中的定位没有形成共识,有的地区把民办高中视为公办高中的补充,有的地区把民办高中与公办高中同等对待,从而使得政府与民办高中的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甚至波及区域内普通高中教育生态的建设。2016年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行分类管理,营利性民办高中成为可能,民办高中内部分化进一步加速,进一步加剧了民办高中办学定位上的“撕裂感”。例如,一些优质公办高中通过“公参民”的方式参与民办高中,成为民办高中的实际控制人,并利用现有招生政策、办学体制等个方面的灵活性以及优质公办高中品牌效应,让民办高中为母体学校“造血”,严重扰乱区域内高中教育生态。

  民办高中管理体制不畅,政府与民办高中关系协调机制不健全。民办高中至少要同时面对民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这两大管理主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民办学校还要面对物价主管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多个政府部门,形成了多头管理的现状。在质量监管上,民政部门在完成民办学校组织审批设立后一般全权委托教育行政部门代理行使对民办教育的监管,教育行政部门在保留年检等部分监管权的同时将部分权力委托给民办教育协会代为行使。然而,民办教育协会等社会第三方组织自身发展尚不够健全,监管能力、指导能力有限,加上国家高中教育质量标准尚未完全建立,使得民办高中教育质量问责缺乏基础依据。诸多因素叠加,使得地方政府难以真正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民办高中发展的顶层设计无从谈起。

  因此,国家应在明确民办高中定位的基础上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促进民办高中与公办高中协调健康发展。高中阶段教育走向全面普及的过程中,民办高中的定位应摆脱弥补公办高中教育资源不足的发展定位,走去公立学校化、去同质化发展之路,着力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高中教育需求。各地政府应将民办教育充分纳入发展规划,做出明确的顶层设计,构建公办高中与民办高中协调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与此相应,在民办高中管理上,各地政府应积极构建协调畅通的民办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健全民办教育管理政策和管理依据,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部门协同管理机制,通过优化专项资金使用办法和民办高中监管办法加强对民办高中规范办学、特色办学的引导,促进各项政策有效落实和执行。

  五、高中国际部应成为育人模式创新的基地

  公办普通高中国际部主要是指公办高中举办的国际部,以“课程改革实验”的名义举办“国际课程班”或“国际部”,初衷是要同时满足部分学生出国留学需求和普通高中课改的需求。在实际办学过程中,由于监管缺失、定位不清、学费昂贵等原因,普通高中国际部被社会诟病为打政策的“擦边球”挤占公共教育资源,甚至成为逐利的工具,背离其初衷。

  普通高中国际部问题的核心,一是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与高收费的矛盾,二是国际课程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系。教育部在2015年明确提出规范普通高中涉外办学及收费行为,规范普通高中开设国际课程,并要求各地对普通高中国际班、国际部进行清理规范;2019年进一步将公办普通高中“国际部”(或“境外课程”)招生纳入统一招生管理,实行计划单列。这一政策变化反而推动公办普通高中国际班从自由发展转向规范发展,从服务出国留学为主转向以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为主。从收费和招生角度规范普通高中国际部办学,短时期内会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实际上并未直接触及课程、育人模式和质量等更为核心的问题,对普通高中国际部的管理仍然是处于碎片化状态。

  普通高中国际部发展要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条主线。要多条腿走路,促进普通高中通过国际部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课程,为我所用。一是明确普通高中国际班的办学定位,构建合理的国际班办学管理框架体系,探索形成内外结合的质量保障体系。教育主管部门建立明确的准入机制,对准备开办国际班的学校提出严格的申请条件和要求,保证办学质量。对开办国际班的学校引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进行规范和引导,避免低水平重复引进。形成惩罚机制,通过对开办国际班的学校进行定期年审,开展教育质量评估等方式,对办学质量不达标的项目要求限期整改,甚至是取消学校该项目的办学资源,以确保国际部的质量。二是建立普通高中国际班成本核算机制,明确规定收费标准。当前,在政府层面还没有专门针对国际班收费标准的可操作的指导文件,使得高中国际班收费监管缺乏有效机制,应出台有关国际班成本核算、经费收取及使用分配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三是加强对普通高中引入国际课程的引导、指导和管理,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出发,以落实国家课程方案为基本要求,探索国际课程与本土课程的融合途径,推进国际课程与国内课程学分互认,促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转型,确保普通高中国际部发挥其应有作用。

  总的考虑是,普通高中国际部应超越其作为出国留学和普通高中课改途径的定位,成为新时代探索普通高中育人模式创新的重要基地。相比于传统的普通高中,国际部在课程设置、考试机会、素质活动、升学出路等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存在明显不同,尤其是在出口上规避了高考竞争压力,为国际部开展育人模式创新提供了先天优势。因此,在普通高中国际部管理政策和机制上,要在规范国际部办学行为、课程引入管理的基础上,引导国际部开展育人模式创新,为母体高中学校育人模式改革提供经验。

  六、新高考倒逼普通高中教育转型发展

  新高考改革提出构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改革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长,从办学理念、育人目标、教学管理、课程体系、评价方式、学生指导等各方面全方位影响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倒逼普通高中教育转型发展。新高考在理念层面上要求普通高中教育从升学导向为主的教育质量观转为全面发展导向的教育质量观,操作层面上对普通高中的课程建设能力、教学管理能力、学生发展指导能力等提出新要求。

  目前,普通高中在应对新高考改革过程中出现四大突出问题。一是名校与一般高中的差距逐渐扩大,县域高中走向整体性低迷,普通高中教育格局走向重构。对于北京十一学校这类办学基础好、规模相对较大、师资力量雄厚的普通高中来说,新高考带来的更多是改革发展的机遇,这类学校需要做的更多是优化办学特色、提升育人质量等,而新高考所带来的选课走班、教室、师资等问题对于其转变育人模式的消极影响相对较小。然而,全国近1.4万所普通高中里,这类学校只是少数,多数普通高中学校地处城乡结合区、镇区。这些“一般高中”的教学及其管理方式、资源配置以及师资力量等基本采取的是应试教育模式,与淡化文理分科、强调学生自主选择高考科目和过程评价的新高考的要求存在较大距离,可以说这些高中是在改革洪流裹挟下被动卷入新高考。于是,为应对新高考,很多高中尤其是规模较小的高中、县镇高中等采取了另外一种“应试”策略,以科目组合“套餐”选择替代学生自主选科,逢考必考,变相弱化学生的选择权、加重学生负担。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高中教育资源配置上的限制,也有降低改革难度的考虑。“县一中”现象逐渐消解、县域高中发展走向整体性低迷,这正是新高考改革影响下普通高中教育格局的变化之一。

  二是选考异化为获取高分的博弈游戏。新高考在高考科目上赋予学生更多选择权,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学生选考科目一般需要在高二甚至高一下学期确定,高考科目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专业和生涯规划的走向。新高考改革虽然提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但综合评价采取了“软挂钩”的形式,“两依据一参考”实际上成了“两依据无参考”,变相强化的分数的重要性。因此,学生在科目选择上以能否获得高分为首要因素,其次才是专业发展、兴趣爱好等,这就使得高考科目选择异化为取更高分数的博弈游戏。浙江高考改革中出现的“物理弃考”现象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

  三是教育资源配置滞后,难以满足改革需要。新高考在高中教育教学上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打破固定的班级授课制,实行选课走班,而选课走班对教育资源(主要是教室和相应的设施设备)的需求有所增加(上海、浙江经验增加约20%左右,山东按照每4个班增加一间教室设置选修教室)。当前,普通高中平均班额已从2007年的58人/班减少到2018年的51人/班,但55人以上大规模班级(超过普通高中设计班额标准)仍占有相当比例,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度,66人以上班级比重,城区为5.86%,镇区为13.48%,乡村为6.76%。教学组织形式的改变需要必要的教育资源做支撑。在大班额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实施选课走班又带来新增需求,使得现有普通高中教育资源配置难以满足改革需要。

  四是选课走班带来教师队伍结构失衡、教师评价难度增大的问题。新高考实行选考后,学生选课走班带来教学班数量增加,使得现有师资配置在总量和结构上出现短缺。在传统大文大理的考试模式下,普通高中理化教师约占20%,生物教师约占14%,政史地教师约占12%,技术教师约占7%,呈现出很明显的理强文弱的局面;改革后,物理、化学等传统理科选择人数下降,政史地等学科选择人数增加,由此使得教师结构失衡,尤其是地理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同时,推行选课走班后,每个科目选择人数不同、学生能力不同使得教师评价缺少共同群体和科目基础,优化教师评价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各地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作为,一是引导普通高中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回归高中教育的初心和使命;二是为普通高中教育多样化提供有利条件,多种招生途径为高中毕业生提供多种出口,促进普通高中创建和优化办学特色;三是扩大选考促进普通高中改革教学组织形式,推行选课走班;四是推动普通高中学校完善学生发展指导制度;五是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并纳入高中毕业和升学体系,促进普通高中改革分数本位的评价模式。

  七、县域高中“断崖式”塌陷问题亟待解决

  当前,普通高中发展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大批县中“断崖式塌陷”,办学水平、教育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滑坡严重。

  县域高中转型成败决定我国普通高中教育未来发展的整体水平。转型发展本质上是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回归,要求两个层面的转变,即宏观层面的育人方式变革与学校层面的育人模式变革,育人方式变革为学校育人模式变革提供基础条件,学校育人模式变革则是对育人方式变革的具体落实。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从七个方面做出总体布局。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如何将育人方式改革的各项措施有效落实到学校层面,促进学校育人模式的有效转型是推动普通高中教育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

  首先,推动县域高中转型发展要坚定发展信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大中小学招生秩序的紧急通知》(2019)对普通高中招生行为做出明确规定,叫停几类有碍普通高中教育生态的招生行为,例如“掐尖”招生、跨审批区域招生、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混合招生等,这对县域高中来说无疑是政策上的利好,县域高中应坚定未来发展的信心。

  第二,扭转地方政府政绩观和评价观,引导县域高中回归育人本质,突出特色发展对学校整体教育质量的拉动作用。当前,县域高中发展中总是倾向于与更高层级的重点高中进行比较,对学校自身优势的认识和挖掘不足,仍延续着“血泪式”应试教育的做法,改革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有待提升。因此,各地政府应推动普通高中注重内涵建设,利用新高考改革的机会,形成学校发展的特色。

  第三,更新发展方式和发展策略。进一步明确省、市、县各级政府在普通高中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职责,提高省级财政统筹普通高中教育的力度。构建区域性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发展支持机制,整合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与研究部门、教研部门、社会专业组织、高中学校等各方力量,形成推动改革发展的合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规则和平台,由高校与研究部门、社会专业组织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尤其是在综合素质评价、学生发展指导等方面),帮助高中学校提升自身的育人能力。根据县域普通高中教育规模适当组建普通高中协同发展共同体,普通高中学校在5所及以上的县构建本县学校为主的协同发展共同体,普通高中学校在5所以下的县,由主管市级政府推动构建协同发展共同体,聚焦课堂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两个核心主题开展相关活动,缩小县域内高中差距以及县域高中与市域高中的差距,整体提升高中教育质量。要充分重视普通高中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政府对编制的统筹调配力度,优先保障普通高中教师编制需求,以满足新高考对教师总量和结构的要求。对县域高中实行“一校一策”,以教师能力和课堂建设为突破口,提升县域高中内涵,引导和帮助这些普通高中学校摆脱应试教育模式。

  八、借力5G重塑教与学的形态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下发5G商用牌照,标志通讯技术的5G时代的到来。5G提供改变世界的新力量——高速度、低功耗、低时延、万物互联的能力前所未有,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能力提供重要基础,本质上是新一场科技革命。5G时代要求普通高中更加关注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能够培养出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后备人才。这就要求普通高中要借助以5G为代表的新技术重塑学校中教与学的形态,从而整体提升普通高中的育人质量。

  “教育+5G”将推动教育形态的迭代升级。通讯技术从1G发展到4G的过程中,我国教育领域在工具、场景、模式都随之改变。1G时代,广播电视大学在世界各地兴起;2G时代,多媒体教学开始走进校园,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进入教室,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3G时代,社会智能手机出现,在教育领域移动学习应运而生,加快了远程教育发展;4G时代,网络学习兴起,网络教育逐渐盛行。到了5G时代,教育领域将在三个方面出现大发展,即VR+教育、智慧教育、教育设备,教与学的观念、形态、内容、流程等各个方面将受到更大的挑战。教的主体将不再限于教师,教学机器人的运用将会大大促进师生关系的转变;学习的方式也将更加多元化、场景化、个性化,学习过程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学习内容定制化,学习时间弹性化,学习过程游戏化,学习评价诊断化,学习结果课程化,学习组织中心化。

  普通高中要借力5G重塑学校中教与学的形态。面对5G时代,首先要转变教与学的观念,重塑教学流程。当前,在普通高中里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方面的应用主要是ppt展示、资料查询等功能,基于海量数据的互联功能运用得尚不充分,使得技术与教育结合的问题成为困扰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难题。5G技术使得海量数据的收集和传输更为便利、成本更为低廉,这为教育全过程数据采集提供了更低门槛,对这些海量过程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则可以使得学习更加个性化、评价更为精准化,为教学流程重塑提供重要支撑。

  其次,优化信息化育人环境,推动教师角色的转变。5G时代的信息技术使得学生有更多机会体验更加真实的虚拟现实场景,比如地震、消防等灾害场景模拟演习等;学生学习将不仅局限在教室中和课堂上,学习的泛在性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将不断提升,教师的角色势必要做出调整,创造者、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辅助者的角色将更加突出,而传授者的角色势必有所淡化。

  第三,借力5G时代的信息技术转变评价方式,促进普通高中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当前评价模式下,综合素质评价虽然已经实施,但从实施的情况看现有评价信息的收集和录入方式仍需耗费教师和学生大量精力,进入评价系统的信息总量和质量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5G技术的支持下,评价信息的采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自动化,能真正关注到学习过程中的专注度、参与度等当前评价模式中难以量化的指标,形成更为客观全面的评价结论,从而使教育教学更有针对性。

  解决普通高中发展中的这些问题、促进普通高中走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级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大学及专业性研究机构、社会团体、高中学校等各方的共同努力。长期以来,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在教育体系中虽然占据的重要地位,但确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足够的重视,典型的表现就是专门针对普通高中的政策法规体系发展相对滞后。受此影响,在理论研究层面上,高中教育研究积淀相对薄弱,重大理论性探讨明显不足,研究队伍和机构相对分散,目前专门研究普通高中的机构以个位数论。因此,推动普通高中走向高质量发展在解决上述几个重大问题的同时,还应深化普通高中理论研究,从而为普通高中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南。

  (作者:陈如平,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李建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本文刊发于《中小学校长》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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